【誰來開講】窄門裡的風景—施登騰

數位轉譯者的甲乙方視界見聞錄
作者:Jia-Yu

TIEDA本次有幸邀請到長期研究博物館科技與數位轉譯的施登騰副教授,與來賓分享如何讓乙方的業務,與甲方的製作方面有所成長,讓彼此提升到對等的程度,達到理想的雙甲共工型態。

現今博物館展覽遇到的狀況 

首先提到的是甲乙方不對等導致的專業性差異,通常案子確定後便不會再追加新需求,但台灣普遍會遵照甲方要求追加,比較少看到專業乙方去主導的案例。

施副教授分享道:「我們最近有個案子後來也是退出,就是因為一直被加東西,這是目前的常態。其實有權利要求不做,但……大家敢嗎?」

少有甲方清楚自己要什麼,因為大家對事情的想像不同,而PM未來會面對更多年輕一輩,見識多的甲方,如何做到合理溝通而非一味答應是很重要的課題。

再來是數位科技呈現的困難,地方單位多少對科技有點想像,而乙方也會盡可能想辦法去滿足,但如果無法確實地做好內容轉譯、呈現跟數位服務,單位就會面臨應該數位化還是如實把展覽做好的抉擇。

以博物館文化資產為例,不僅要修復還要展示,有時承包案子的人完全不知道怎麼做,甚至完全沒有考量新媒體展覽的可能性。

最後是預算天花板導致的內捲化,在資金有限的環境下,人數越多、競爭越激烈,卻很難真正地進化,創新的格局會被限制住,人們也會很難想像新的科技可以怎麼做。

如果彼此對專案又有不切實際的想法,很容易讓這筆費用,在沒有保存任何科技運用資料的狀態下被花光。

加上大多數的人比起新媒體公司,還是會選擇科技公司,導致新媒體公司接不到比較大的案子,預算也就相對受限。

甲乙不對等的專業差異 

近期有個機構內策展、委外策展的議題,很多美術館都會委外策展,而非由內部人員策展。 這牽扯到轉譯是否需該借助第三方的專業,又或許公司內部應該要有數位轉譯的人員的問題。

施副教授提到,儘管目前在編制上需要靠多個專案去協助執行,不過當專案慢慢累積,必定會有專業的乙方被看到,並且可以在這個產業中和甲方平衡對話,達成所謂的雙甲方。

因此的確需要有文史背景、懂科技、懂內容的數位轉譯者做為第三方,去提供一些建議與方法,讓彼此之間都有一些專業性的成長。

例如關於科技倫理或者人臉辨識的隱私方面,可以把相關法規或使用規範寫出來,讓博物館知道,在他們不懂的數位科技領域有你們把關。當乙方表現出專業去呈現所有相關保護措施的時候,一定是加分的。

數位科技的呈現 

數位典藏是不受時空限制的資料檔案,如數位檔案中的建築物可以自由放大縮小。而博物館會注意的細節,通常在於有沒有用對內容,和內容有沒有用對的科技去做到理想的呈現。

M+ (香港視覺文化博物館) 則特別提到,科技應用在博物館的時候,應該要有具體的功能,並以反思、批判的角度去做使用,而非以酷炫、或數位服務為主軸。

施副教授說:「如果我們去看台灣博物館的生態自然展,會發現它是很傳統,回到歐洲自然史博物館的感覺,整個展覽非常漂亮,所有標本被完整地陳列出來,他們找了一家公司幫他們做好數位導覽的部分,使用倉儲系統中的一種圖像辨識定位技術,在展覽中用得十分到位。」

預算天花板導致的內捲化

許多預算編列,因為不需要新興的科技與開發,所以就永遠停在應用層面,形成所謂的內卷。

目前尚未有明確的統計說明,科技專案在整個的博物館預算裡面佔多少,不過博物館科技是唯一可以在預算裡面編比較高的,如果只有純粹的實體展覽,木工、設計等,其實就沒辦法拉到那麼高的金額,一定要加入很多數位科技,包括設備採購和數位技術的開發。

施副教授近期寫很多5G專案,包含國美館的U-108展,由於5G跟沉浸科技綁在一起,因此撥了許多預算買投影機,營造一個沉浸式投影的場域。儘管展覽本身不見得與5G相關,然而名義上5G、沉浸式,與智慧博物館合併在一起,因而有了預算的脈絡下來。

但施副教授認為未來數字會慢慢往下降,因為科技在標案或執行上面其實是很重的負擔,有時候提案時就會發現,有很多技術部分是沒有辦法支援的。

不過,有時候不一定得像故宮那樣有很多預算才能做數位科技,很多人可能還是會覺得,小公司或小場域沒辦法使用數位科技,而這也是乙方,或其他公司必須想辦法去開發的新市場。

如果是模組化技術成熟的公司,便能以合適的預算去協助這些單位,做一些具有整合性或延續性的小案子累積,形成一個不錯的商機。

永續性-典藏即展示 

近期SDGS(永續發展目標)很熱門,由於很多數位創作,在檔期結束後便無法重現,有些博物館也開始有這方面的考量。例如花錢做了3D掃描後的檔案在專案結束後是否能作為其他用途使用?

如果可以符合研究需求,其實這個部分可以做得比較長久。譬如可以參考故宮社會考古的展覽,他們在典藏跟研究裡面如何導入科技,然後利用在材質、畫作顏色的區分或構圖上。

另一個案例是「Gaze Tracker」,他們使用手機去針對眼睛進行眼動掃描,接下來螢幕會播畫作,畫本來是模糊的,接著針對觀眾眼睛所看的視點開始變清楚,移動的軌跡會被清楚地記錄下來。 

被記錄下來的視點與軌跡,對藝術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。 這可以幫助研究者找出構圖的焦點,通常焦點對於創作者和研究者來說是一個想像,但透過這樣的科技就能被精確地記錄下來。

甲乙方的溝通

目前甲方有很多key word,比方說5G、智慧博物館、智慧語音、線上策展、數位策略,這些都是他們的 key word。如何準確掌握關鍵,首先要懂得溝通,因為很多東西其實是從接案當下的溝通開始的。

身為轉譯者,施副教授會與博物館對話,讓他們知道目前案子在預算、審核壓力上,沒有辦法達成理想中的內容,但未來會慢慢實現。另外,施副教授也認為,應該要定位每家廠商的特色,讓不同的特質能被看到,也讓博物館知道可以有什麼樣的想像,而不是只能固定找哪幾家廠商。

跟甲方的對話,一方面是幫忙執行案子,另一方面是解決他們現在的問題,其實這部分都是需要去思考的,因為科技並非單一面貌,也不會只有一種解法。

同一種技術也會有不同用途,所以公司開發核心技術的時候,可以多想一下它是否可以用在其他地方。施副教授提到,其實像文策院會有一些預算,或許公司可以鼓勵年輕人拿這筆資金去做 side project 開發一些新技術,最後再導入公司的運作跟技術核心。

互動科技與應用

大家對文創還有想像,很多文創商品早期是從數位典藏延伸而來,變成有價值的商品,並且也可以作為素材使用。

大家現在做的是展示科技,必須要傳承部分的知識內容,所以當數位科技在敘事或展示這一塊完全不輸實體展覽的時候,甲方就會知道你的敘事功力是一種更方便、更具互動性與魅力的展示方法。 

譬如運用科技展示的方法,可以呈現出現場看不了的大量典藏資料,既可以淺讀也能夠深讀,那是實體展所做不到的。

數位轉譯與雙甲契約的必要性

施副教授認為,人是媒體的延伸,講話、寫字的敘事方法不同就體現了媒體在轉譯這件事情上的重要性。 

如果講話一秒鐘3個字,那一分鐘我們大概就講180個字,30 分鐘就5400個字,幾乎等於一篇小論文。

所以你不太可能要求一個展覽或影片30分鐘從頭講到尾,有時候中間要用影像或圖像帶過,有時候使用獨白,有時候則要在現場說話,沒有一個東西的呈現方法是一模一樣的。 

荷蘭美術館做精細掃描時,常會把所有研究內容都放進去,我們目前的科技卻被限制在數位服務或周邊商品的展示上,雙甲契約是個理想,包含對於未來能夠和研究單位或博物館平等對話的期待,讓數位敘事真正成為展示、研究的一種方法。